作者：曹树明（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）
传为子思之作的《中庸》，在朱熹所订第二章和第三十章，两次直呼“仲尼”。这一现象招引了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重视。
众所周知，仲尼是孔子的字，而子思是孔子之孙。孙子直呼祖父的字，引发的首要问题是，这是否违反了古代的避忌准则？最早发生疑问的是南宋王十朋：“岂有身为圣人之孙，而字其祖者乎？”（《策问》）他还据此揣度《中庸》一书或有汉儒“附益之伪”。无独有偶，朱熹也有多位弟子向他讨教这个问题，别离见于《朱子语类》《中庸或问》和《答陈安卿》中，朱熹的回答是“古人未尝讳其字”；而关于其间缘由，他却没有深究，所以朱熹有时也含糊其词地说“恐在其时为可耳”。实则，标明不确定之义的“恐”字大可不必呈现，因为孔子门人编纂的《论语》中，亦有六处“仲尼”，乃至直称孔丘之名。这至少意味着，在那个年代，避忌不是有必要的。与《论语》相同，《中庸》不但未讳其字，并且未讳其名，第十三章即说“正人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”。进言之，不论是因为“古人未尝讳其字”，仍是因为周代“无酷讳”（王观国《名讳》），抑或是根据“不逮事爸爸妈妈，则不讳王爸爸妈妈”（《礼记·曲礼》），《中庸》都是能够称“仲尼”的。因而，依此而以为其间有汉儒之附益，或说“‘仲尼祖述尧舜’一语，必定不是孙儿的话”（陈荣捷《初期儒家》），均不能建立。
但是，需求进一步考虑的是，《中庸》为何两称“仲尼”？关于此，学界的观念大致有六：榜首，“古人称字者最不轻”。这是宋魏了翁在《答张大监》中提出的观念；明蔡清《四书蒙引》也说“古人重字，如子思之于孔子，亦称仲尼云”；日狄生徂徕《中庸解》第三十章注亦曰：“称字者尊之至也。”而字之被爱崇，在于它代表一个人的道德。这一观念照顾了“仲尼”的进场，但何故同为敬称的“子”“夫子”等没有被这两处采用，却无法得到合理的阐明。再者，以为古人重字，似也存在了解上的偏颇。《仪礼·士冠礼》《礼记·郊特牲》皆云“冠而字之，敬其名也”，标明取字的意图是敬名。也就是说，称字的原因在于，显贵的名不能随意被称号。故而，称字是敬其人，而非敬其字或重其字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隋刘炫《孝经述义》才说“称字轻于称名矣”。第二，“明非一家之私”。元王义山《稼村类稿》建议，第三十章起到了“萃六合造化于夫子之一身”的神妙效果，第二章“称仲尼者再”则“系仲尼于中庸之上”，“盖以夫子集中庸之大成者也”，两章都意在提醒，子思是把仲尼视为具有普遍性、逾越性的六经之道的代表，而非自家之祖父：“仲尼者，六经之仲尼也、千万世之仲尼也，吾岂敢私之以为己祖哉！”清龚元玠《四书客难》所云“首引仲尼之言，此言仲尼之行，皆举其字，明非一家之私也”，与王说归于一类。毋庸讳言，王、龚的观念中充满了激烈的崇古崇圣认识，而在这种认识下做出的判别，尽管别出心裁，但很难确保客观公允。第三，“所引书之本文”。王阳明嫡传弟子季本之《中庸私存》声称，第二章“所引书之本文也”，故“著仲尼字”，而后文引孔子的话“止称‘子曰’”，则是因为所引为“其时所记之文”。这种说法纯属猜想，没有足够的根据，亦未解说第三十章“仲尼”的再次呈现。第四，“自填讳”。清袁枚《随园漫笔》建议，《中庸》中的“仲尼”乃“自填讳”而来，非子思自己所写。所谓“填讳”，亦名“题讳”，指后代为先人编撰行状、碑志等文字时，请人代写先人名号。但是，袁氏之说实难建立。首要，子思是在著书，不是写行状或碑志；再者，“填讳”现象呈现较晚，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所云“是宋人已称填讳矣”虽非确考，但将这一现象推至先秦，无论如何都是过头的。第五，“特笔”。在《中庸谊诂》里，清马其昶以为，《中庸》“两书仲尼，特笔也”。在马氏看来，孔子有实实在在的参六合、赞化育的尽性之功，但他有德无位，因而其功劳不像“以大德受天命”的舜、文、武、周公等那么简单被人知晓，职是之故，子思用直呼仲尼的特别笔法来故意显示孔子之德。而反观前史，《中庸》两次直书“仲尼”确实引起了后人的留意，但这种做法并未到达“昭明圣祖之德”的效果，反而引发了对子思作《中庸》的答辩。这一现实，在必定程度上从不和构成了对马其昶之说的证伪。第六，明下文“子曰”皆夫子之语。日伊藤仁斋《中庸发挥》注“仲尼曰”一条说：“此称仲尼者，明下文所引‘子曰’者，即皆夫子之语也。”中井履轩《中庸逢原》的注解与之文字稍异、语义则同。分析地看，他们的解说确有发人所未发之处，但是却无法回答《中庸》为什么抛弃“孔丘”“孔子”“孔夫子”等能起到相同效果的称号，且二人与季本相同，亦没有对第三十章的再呼“仲尼”作出阐明。
如上诸说皆有必定的道理，但却面对一个一起的问题：《中庸》它处引孔子之言皆称“子曰”，何故仅此两处破例？实则，只要联络上下文而统观《中庸》，这个问题才干得到更为深化的分析。第三十章“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以“仲尼”为主语，比较简单了解：称字能够标明敬重，且比“孔子”“孔夫子”等“外之之辞，孔姓之通称”（《中庸或问》）更能防止误解；而若连续上文编制，冠以“子”字，作“子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，则又不太符合言语习气。可见，“仲尼”是第三十章的最佳挑选。那么，第二章以“仲尼曰”引进的理由是什么呢？这首要取决于其上的榜首章。榜首章叙述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等高度笼统的道理，体裁是谈论体，而第二章却遽然转为语录体，这天然就需求标明语录的言说者。标明的方法，应力求精确但又不失敬意，因而“仲尼”仍是最合适的。在首条语录指明作者的情况下，下文再引他的话，为了省文而简称“子曰”就完全能够。而假设径自以“子曰”联接第二章的引文，则具有通用性质的敬称“子”详细指向何人，就不甚清晰。
引人考虑的是，亦在《礼记》中、同被视为子思之作的《表记》《坊记》《缁衣》等皆以“子言之”开篇，为何偏偏《中庸》挑选了不同的著作编制？是否可根据“子言之”和“仲尼曰”的相似性，而以为《中庸》的本来乃以第二章为开篇呢？当然不能。现实上，“仲尼曰”的字眼，恰可证明此章非《中庸》本来的首章，不然最初就不会是“仲尼曰”，而应为子思惯用的“子言之”。由此能够揣度，原始的《中庸》文本就是以榜首章为开篇，下接“仲尼曰”为第二章，今本《中庸》未对这一部分进行改编。有鉴于此，武内义雄《子思子考》、冯友兰《我国哲学史》等把《中庸》榜首章视为后人所加的观念，就需求从头审视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3年07月22日 11版）
（来历：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）
